我国的政党制度

【篇一：中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支持他们发挥参政党作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推动国家政权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也是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作用的重要机构。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均占有一定数量。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7、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0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7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2084人。他们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参与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与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反映人民意愿，提出议案和质询案，参与视察和执法检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截至2006年底，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1万人，他们对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担任领导职务副职18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4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6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35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141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高等院校、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如中国科学院所属93个研究所中有69人，教育部直属72所高等院校中有38人。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为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开辟了新渠道。联系的方式主要是：国务院召开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拟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征求意见，通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根据需要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政府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政府组织有关廉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检查工作，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工作业务范围同相关民主党派建立和加强联系，重要专业性会议和重要政策、规划的制定，根据需要邀请相关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目前，各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特点，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就推进素质教育、建设“星火”科技产业带、发展现代农业、推广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加强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完善鼓励科技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解决水资源短缺等课题进行合作和共同研究。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还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767人担任政府参事室参事，1393人担任中央和地方文史馆馆员。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是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审计署、税务总局共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87人担任特约检察员、教育督导员、特约监察员、特约国土资源监察专员、特约审计员、特约税务监察员。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1、7万人担任特约人员。特约人员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参与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研究，参加对重大案情的调查，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履行民主监督职责。如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直接参与中央预算执行、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世界银行贷款资金、全国粮食挂账资金等重大项目的审计工作和调研。近五年来，全国各级监察机关特约监察员共转呈群众来信136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23800余人次，在监察机关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民主党派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进一步规范，作用进一步发挥。近年来，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重要外事活动150多次、率团出访60多次。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出席重要庆典、慰问、纪念活动，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

【篇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经验，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学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秘书处于2011年7月9日共同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严隽琪，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严隽琪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以合作、协商代替竞争、冲突，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她强调，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希望大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对多党合作中的一些前瞻性、前沿性和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努力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来自国内80多家单位的近150位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学者们主要就中国政党制度基本理论问题、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问题、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关于中国政党制度基本理论问题。

学者们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基本构架、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阐发。有学者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的角度来切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通过国共两党对政治发展基本逻辑的理论认识来阐释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经过60多年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初步确立、丰富发展到走向成熟，经过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具有了比较完整的价值理念、运行规则、政党主体、政治行为等框架体系，并成为中国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内容。

有学者探究了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深层原因，提出应从政治文化层面加以说明。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正是在中国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中西合璧的多元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

第二，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问题。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所特有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其强大的政治整合功能，体现意识形态的整合、政治资源的整合、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与与合作，扩大了政治和社会整合的边界和张力，优化了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独特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利益表达功能、政治参与功能、民主监督功能；高效的政治稳定功能，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稳定、多党派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政党制度运行方式与政治稳定。中国政党制度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政党制度整合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有效引领和组织国家和社会沿着现代化目标持续发展，有利于在现代化变迁的剧烈变动中维护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世界政党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能够有效驱动人民民主运转的模式和架构，其特有的内在结构性规定，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要求。一是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即在价值上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内在精神和原则，在制度上体现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要求。二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执政方式，赋予民主政治和党际民主新的内涵，即高度集中与广泛民主的有机统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各阶层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三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得益彰。四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合作关系，即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的政党关系，这是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关系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型政党关系。有学者从组织形式、政党关系、执政方式等特点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具有的重大创新之处，认为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贡献在于：终结了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作为世界政党制度唯一模本的局面，开创了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创造了与我国政治制度高度契合的政党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第三，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党制度，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对策。有学者主张，不断提高政党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向着科学型政党制度发展。应当统筹兼顾，努力实现政党三维关系的全面和谐。一要按照三位一体的科学架构开拓政党制度新的发展空间，深化党际关系制度化建设，完善党政关系制度化建设，加强党群关系制度化建设。二要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科学路径，提高制度制定的针对性和协调性、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三要按照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科学目标，实现政党三维关系的长期和谐。有学者主张，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商民主的优势；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整合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水平。

第四，关于执政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执政党研究始终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学者们就当前党建研究的一些热点如党内民主、党群关系、制度建设、党的革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提出在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为民作主真正转变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创新基层党的组织形式，为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提供组织保障；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及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用民主和服务的办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树立清正廉洁形象。

有学者回顾了90年党内民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在新世纪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在策略上坚持走渐进式的道路，在制度建设方面争取有新的突破，继续大力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并注意全面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以便在交流和推广中加速党内民主建设的进程。有的学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认为作为执政党，在继续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同时，必须把制度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上，按照“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着重加快党内选举制度、决策制度、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选人用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完善，进一步建立健全“以党章为主体、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有学者运用社会结构理论和政党组织组织变迁理论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体现在从以往封闭的体系逐渐走向一个开放，更为包容和灵活的体系：面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整合合法性资源，开辟利益表达渠道；在执政能力和关注民生方面，在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护弱势群体，把民生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加以贯彻等。有学者讨论了政治和谐与执政党发展创新的关系，分析了政治不和谐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提出执政党要从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两方面加强党的建设，而不是只偏重执政能力而忽视合法性问题。

第五，关于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

参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是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有学者提出，现阶段参政党在组织结构、民主监督、参政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与参政党身份和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如组织结构扩展的问题、民主监督职能落实的问题、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问题。为此，各参政党还应该从组织结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加强建设，从而充分发挥参政党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多位学者探讨了参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提升及其途径问题和参政党的政策监督功能问题。

此外，有学者侧重讨论了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协商制度，认为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政治协商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为整合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诉求提供了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还有学者认为，为了更好地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需要，为了建设民主、高效的现代政权体系，政协的准立法性、准行政性、准司法性的某些政治民主功能应该弱化，政协的议政协商、民主监督和咨询参谋等社会民主功能应进一步强化。

【篇三：正确认识中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一党执政，缺乏民主，是腐败的根源，中国应当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对此，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就不民主吗？

有人认为，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最民主，各国都应当照搬这种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统一模式。任何政党制度都是本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它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又符合本国国情。否则它就无法在本国生存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政党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多样性。即使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其政党制度也不完全一样。美、英、法、德和日本都各有其特点。尽管多党自由竞争、轮流执政是其共同之处，但是日本自民党也曾在二战后几十年中一党单独执政。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就和苏联有所差别。

第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模式具有局限性，并不适合所有国家。每个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依靠这些人的支持上台执政。这样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党，必然维护乃至偏袒其支持者利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护。由于利益攸关，各党及其利益集团都不惜血本进行竞选，结果必然造成竞争过度。政党因长期争斗而势不两立，社会因支持不同政党而分裂对立。这种民主模式在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如果将其照搬到历史、政治传统和国情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然导致政党纷争、社会动荡和分裂。苏东剧变后一些非洲国家照搬这种模式，并没有带来民主，反而是混乱。

第三，中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政党制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各民族党派的支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共产党推荐自己的一部分成员经过民主选举担任人大代表，同时，共产党广泛集中民意，包括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向全国人大推荐国家主席和政府、最高法院、检察院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以便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各级政府也依据同样原则选举产生。每届人大和政府都有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担任领导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认真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一些地方试行县党代会的常任制和各级党代表的任期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近年来，积极推行基层干部公推直选，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和介绍方式励志网http://wWw.qqZf.cN/，加大了党内民主选举改革的力度。同时，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制度建设。总之，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中国的政党制度依然体现了民主。这个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二、一党长期执政必然产生腐败吗？

有人认为一党长期执政必然产生腐败，中国出现腐败现象就是因为共产党长期一党执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不能把贪污腐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政党制度。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存在腐败现象，只不过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国情，腐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腐败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党制度，更不能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事实上，多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也存在很严重的腐败现象。例如西方国家流行的政治献金、金权交易、贪污公款、违法违规操作等等，不少政治家都与此有关联，有的甚至因此而身败名裂。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人把贪污腐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制度，而否定这种制度？即便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不断出现丑闻，有些人依然将其奉若神明，到处推广，强加于人。与此相反，他们却把中国腐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共产党一党执政。这是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其占优势地位的软实力，美化、神化多党轮流执政的模式，而丑化、妖魔化中国的政党制度。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第二，腐败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腐败问题为什么不突出。其原因在于，各级各类干部都经过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比较高，自我约束比较严，抵御腐败的能力比较强。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物资匮乏，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贪污腐败的诱导因素相对比较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富不断增加，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财源不断扩展、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拜金主义有所滋长，金钱、财富、奢华的生活开始驱动一些干部追求财富，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与此同时，相关的制约机制建设还没完全跟上，有些体制机制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验不足，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些因素难免影响防治腐败工作。一些腐败现象，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更不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必然造成的。

第三，共产党防治腐败决心大，措施严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防治腐败工作，严厉查处各类腐败案件。不管案件有多大、涉案人员职位有多高，一经查实，一律依法处理。相关的制度、体制、法律和监督检查措施逐步完善。对此，西方敌对势力却视而不见。令人奇怪的是，它们一方面宣扬中国的政党制度必然造成腐败，指责中国防治腐败不力，另一方面却以保护人权、维护民主原则为借口，千方百计地保护中国的外逃贪官，拒绝将其遣返回中国接受审判。这充分暴露其人权、民主宣传的虚伪性。当前，中国防治腐败工作将一如既往地、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但无疑只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推进这一工作。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在哪里？

尽管国内外都有人质疑中国的政党制度，但不可否认，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辉煌成就；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其党员从其创建时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近八千万人。因此，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抛弃意识形态偏见，承认并认真研究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西方的政党都具有鲜明的烙印，只代表一个特定的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为其利益服务。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实质上就是这些特定阶层、群体、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之间的博弈。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强调共产党主要是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和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新兴阶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相应调整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强调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意扩大和巩固其社会基础。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把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积极吸收他们中间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加入共产党组织。从历史上看，各民主党派都代表特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原来所依托的阶级、阶层和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群体发展很快，人数不断增加，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引导下，相应调整了各自的依托对象，进一步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群众基础，以及壮大组织、发展成员的目标范围。这就使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第二，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协商一致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良传统，也是其优势所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代表各自所联系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就使各党派的协商一致具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各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反映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呼声和利益，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既可以提交给执政党、政府各部门，也可以在各级政协会上集中表达。国家的发展规划，包括五年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方针政策、预算结算，都要通过政协的民主讨论。党和政府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相应对规划和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除了政协之外，执政党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就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规划等重要问题，直接征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主动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任何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任何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一致的结晶，执政党和参政党都为此进行了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的政党制度既坚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中国的政党制度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政党制度才能健康发展。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参政议政，积极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各民主党派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及其各政党内部都努力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但不允许派别斗争。派别斗争影响和破坏各政党的团结和协商一致，危害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要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第四，实现领导班子制度化交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领导和新老领导班子制度化交接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有机结合，保障了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稳定性，使政治体制的运行充满活力而又平稳有序。共产党长期执政，有利于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政策的连贯性，但也容易产生领导班子老化乃至最高领导人实行终身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的任期制，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大进步。随着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党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央高层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实现了制度化。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任期都通过党章和其他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同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进一步完善。这就保障了党内领导力量的正常新陈代谢，党内优秀人才能够被推荐、选拔、选举到领导岗位。与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相比，这种领导的制度化交接更能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因过度竞争带来的政治派别之间相互争斗、势不两立、分化分裂等各种消极后果。这也使政治体制的运作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避免了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过程中巨大的金钱和资源的投入与浪费。这无疑更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各种风浪的考验，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党制度。但这一政党制度仍然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完善。例如，如何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如何进一步加强各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如何进一步有效的防治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代国际政治》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李景治）

【篇四：中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1840年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将近11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

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尽管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无法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的社会既然和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192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独揽国家一切权力，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违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了起来。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有着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并在严酷斗争中不断加强这种关系，为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执政地位，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由此确立。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明确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项制度，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