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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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祭】

话题缘起100年前的今天,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光绪皇帝的一纸谕令终结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传统官方选拔人才的制度,自隋朝诞生以来,人们对其评价形形色色,毁誉参半。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责难却更多。毁也罢,誉也罢,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科举制度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也许可以更理智地审视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抛弃其陈腐僵化的东西,吸取其合理积极的因素。毕竟,考试选人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然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早期科举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

温春来

核心观点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温春来

科举制度废除10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是扼杀创造性、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之一。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复杂的科举制度定性为僵化、一成不变的东西。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我们不难从科举制度中感受到某种弹性、多元化与勃勃生机。

早期的科举制度与种种弊端无甚关系

自秦汉大一统中国建立以来,用人制度经历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等变化,其初衷无非是想用推荐的办法选拔优秀人才,但结果却让世家大族垄断了进身之阶,门弟与出身成为能否跻身仕途的最主要依据。这无疑有违公正、公平原则以及任人唯贤的标准,并且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或多或少威胁到了皇权——一些士家大族甚至比皇帝家族的等级还高,而普通百姓永无出头之日的宿命也减弱了他们对朝廷与国家的认同。如果说弊端百出的用人制度在分裂与战争时期尚有不便改革的苦衷,隋唐时期中国的大统一再次出现之后,探索、实行新制度便顺理成章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所认为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如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答题形式为僵化的八股文、脱离实际等等,都与早期科举制度无甚关系。隋唐科举的特点是分科选拔人才,有定期举行者,称常科;有根据需要、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者,称制科。常科科目主要有:

进士科:考试内容最初为“时务策”五道,要求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属于一种政论文。为了避免选拔出来的人流于肤浅,后来又加试儒家、道家经典,历史知识以及杂文(应用公文与论述性散文)等。

秀才科:考试内容为“方略策”五道,对文采与义理都有较高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同后代的科举不同,隋唐科举中许多科目之间并无由低到高的层级关系,例如秀才科并不比进士科低等,而后代秀才的地位与含金量与隋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明经科:考试注重经义,要求试子熟读并能记诵儒家的经典文本与权威注解。

武科:公元702年武则天所设,主要考两方面:一是骑射与武艺,二是身体条件,包括体力、体能、身材等。

此外常科中还有明法、明书、明算等选拔专门技术人才的科目。制科按需举行,较为灵活,科目见于记载的有近百种,诸如文律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等,难以枚举。

科举制度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例如皇族子孙李洞屡考不中,也只能在祖坟前痛哭),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拔高早期科举的意义,毕竟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数量也仅仅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10%。

科举还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至今。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相信其中一些句子一定能让大家会心一笑。2000多年前的陈胜虽也曾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那毕竟是用血与火的暴力手段来改变命运,科举制度才真正提供了一个平和且更具操作性的手段,使普通百姓也有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而高贵的家庭如后继无人也充满了破落的危险。

科举制度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

科举制度被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科举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官僚与儒生阶层,他们在全国流动,为官、任教,宣扬同一种理想,促进了民众对皇帝、朝廷、国家的认同,对维系思想方面的一统贡献至巨。

总之,我们在思考科举制度的是是非非之时,有必要把不同时期的科举区分开来,并注意其在用人制度之外的意义。我们也不要奢望能够得到一种对科举的定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同一段历史总有不同的认识。盖棺却难以定论,这是生活的常态。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

八股:科举极盛之时的反思

黄国信

核心观点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黄国信

自发明并实际使用以来,进入明清,科举制度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一种制度也可以按照源于生物学的进化论来比照,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便进入了极盛时期,因为1905年它被废止了,所谓极盛必衰、必亡,衰亡之前自然就是“极盛”时期。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

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几个表现,一是学校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必须经过学校学习才能参与科举考试;二是三级考试系统之外,增加了乡试的预选考试;三是完善了科举考试诸如学额分配、防范作弊等制度细节;四是创立了缓解新进士压力的观政制度;五是创立了从进士中选拔庶吉士以储备高级人才的制度;六是明中叶以后形成朝廷及地方要职均由进士充任的制度。

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之处是答题标准和答题形式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确实在以上六个方面都有重要进展。然而,在我们从舆论得到的信息来看,明清科举制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在于考试作答须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及答题须以八股文为形式两个方面。自明清之交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来,科举制度的成就往往较少为人们所提及,而“明清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类的说法占据了舆论的主流,而这类说法的依据就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是被一批批思想家定位于答题以八股文为文体和以《四书》、《五经》为标准两个方面的。显然,讨论至此,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原来专门研究者所分析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与一般舆论中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竟有极大不同。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的格式

其实,即使就八股文而言,启功先生早就有过相当中肯的评论,他认为明代成化年间定形的八股文只是文体的一种,就像外国的十四行诗一样,既是文体,我们不会强行要求人家的诗不能固定为十四行。对八股文,其实亦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考试要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它应该是限制了考生的思想空间,舆论对其诟病,基本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至少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个手段。而且,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仅仅考经义,亦考时务策论。其实,儒家的《四书》、《五经》只是“经”而已,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阐发出的实际行政办法,可以多至无穷,策论之灵活,可以考察考生之能力,即由此而来。八股取士,成就了明清时期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我们熟知的海瑞、张居正、宋应星、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林则徐、蔡元培、黄炎培,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作为曾经猛烈地批判科举制度的变法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后来很快就要求恢复科举制度,而亲眼目睹废科举后人才选拔无序状态的革命家孙中山,则更是几乎全面肯定了科举制度的意义。

我们反对对待历史问题的悖事实逻辑推理,但本文仍然希望以逻辑推理来结束。笔者认为,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科举制缘何在清末寿终正寝

刘正刚

核心观点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刘正刚

鸦片战争后,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兴西学、改科举成一致呼声

其实,科举制自隋朝正式施行以后,也不是畅通无阻的,至少元朝就没有认真实行,明朝朱元璋也曾一度废除。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消极怠工,数十年不上朝,科考后文人得不到任命,对科举制也是重大打击。明末的启蒙学者虽是科举制的产物,却对科举制持批判态度,黄宗羲“愤科举之学禁锢人,思所以变之”;顾炎武痛骂科举造成“学问由此而弃,心术由此而坏”。清朝推行科举制,目的是争取汉族精英的合作,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但康熙、乾隆都意识到了科举取士的弊病。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张以实用知识作为考试内容。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从发展洋务的实际需要出发,大力主张兴西学、改科举,重视实用人才培养,模仿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各级学校。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不断向士大夫灌输西方科学与教育思想,也促进了中国士人的观念转变。外国传教士也认为科举是“利少而弊多”,建议设立机构学习西方科技。在内外一致要求学习西学的声浪中,一批书院以新的面貌出现,它们将西学引入课堂,开设“天文历算”和“万国公法”等课程。

1901年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政治、军事、工商、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科举几乎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校章程》,鼓励高等学堂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和外文。终于,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诏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科举制遂寿终正寝。

科举制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应该说,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千年大法,奠定了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对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科举考试确实存在考试内容僵化、学风浮薄和轻视自然科学等负面效应,造成士人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难以选拔高素质人才,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根本无法和西方学堂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延续千年且影响深远的选官和教育制度,自然有其合理性。科举被欧洲人称赞为中国人的“一种创举”。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其最大优点是相对公平性,以文取人,“不论平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此制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孙中山语)。科举制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平等竞争机制。

废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加速了清政府的土崩瓦解

科举制以成绩取舍,尊重才学,广泛持久而强烈地激发学子发愤求学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重视人才的风气,对遏制商业社会拜金逐利的风气有积极作用。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对社会上下沟通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科举制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以考试选才的方式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作为选官制度,科举制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美国学者G·罗兹曼作为局外人也许看得更透彻: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在未创立替代制度的情况下仓促废除科举,对准备科举者的士人出路缺乏妥善安排,教育与考选体制的衔接不畅,导致人心急速涣散,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导致了社会势力的重组,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土崩瓦解。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西方公务员制度并非科举的传承

唐贤兴

核心观点

比较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种看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唐贤兴

西方知识界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大量的研究认为科举制度对西方政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比较有共识的一个结论性观点是: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谈到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在形成过程中直接借鉴、采用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或者说用科举制度的一些形式和原则来改造它们当时的政治体系及其官僚制度。

学术界对两种制度的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

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对这种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早期西方知识界人士对科举制度的关注和由衷抒发的赞扬之情,一方面是在抨击他们自身的吏治弊病,另一方面是感叹中国的发达和繁荣,而不是直接赞美中国“早熟”的政治制度和吏治体系。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缺乏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虽然自此之后的学术在不断积累,但今天学术界对两种制度间的传承关系依然停留在猜想、引用早期思想家的言论的阶段。

时间的先后不能成为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证明

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在历史上的先后并不能成为它们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证明。的确,在西方国家建立和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构建公务员制度的时候,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时间,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考试制度,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与科举制度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谁能证明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蓝本呢?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不同地方的文化是因为传播、相互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人们毫无疑问能接受这一命题。但是,人类学家同时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内核是很难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

实践中看不出西方国家构建公务员制度时对科举制度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移植、借鉴和改造

现代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国家产生的一个总体背景,是以选举和党派政治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需要有一批“政治中立”的职业行政人员来维护政治稳定。最早了解科举制度的英国,也是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并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广泛影响的国家。它在18世纪初期通过议会的一系列法案把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并明令禁止事务性官员兼任议员和参加党派活动。此后,公务员制度不断在变革中完善,各种改革方案明确了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从实践中看,英国的各种法案既没有明确提到要借鉴科举制度的做法,也表现出与科举制度明显不同的考试和选官原则。

为什么“早熟”的科举制度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采用的制度

比较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者看起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如果有区别,则它们说明了什么问题?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而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

科举制度中的官员不是“公务”员,这很能说明两种制度在政治上甚至价值上的重大差别。科举制度看起来具有“开放性”——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全部官员都通过考试。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个“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结构,中央集权通过科举制度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纳到官僚集团中来并使之官僚化,从而巩固了专制集权。作为一种单纯的人才选拔和任职资格考试的制度,科举制度不包括官员任职的全过程(规定其职位、权力、福利、责任等),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或系统,而是与整个政治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考试的制度安排只是整个公务员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也就是说,公务员制度不仅包括考试,更包括任职、考核、待遇等一系列规定,是一个与其他制度联系较少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也正是其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仅适用于常任的事务性官员的原因所在,也决定了它能够具有与科举制度的“悲剧”不一样的命运。这些重大差别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的“传承”关系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吗?

【篇二:12月6日:清朝废除科举制度】

1768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出

1790年——美国国会从纽约搬到费城。

1839年——林则徐奉道光帝令,宣布停止中英贸易。

1873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写信给数学家戴德金,说他已能成功地证明实数的“集体”是不可数的了,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了集合论的诞生日。

1877年——《华盛顿邮报》开始出版。

1877年——发明大王爱迪生展出了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科举制度结束。

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清政府设立学部,统一管理全国教育。

1905年——政务处又奏请清廷“行设立学部”,以统辖各省学堂,使全国学制划一整齐。同年,清政府决定设立学部,调任荣庆为学部尚书,由熙瑛补授左侍郎,严修署理右侍郎,协助尚书工作。学部一级共设官11人,学部之下设5司12科。学部成立后,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以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清朝设立学部,标志我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和近代教育的开始。

1905年——探险家阿蒙森探明地球磁极。

1907年——清末立宪运动兴起。

1917年——芬兰宣布独立。

1921年——英国和爱尔兰签署条约规定,除了北部6个郡划归英国外,爱尔兰南部的26个郡建立爱尔兰自由邦,接受自治领地位。英国从上述地区撤出军队。爱尔兰从1800年起,为摆脱英国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运动,终于获得了成功。

1928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战争开始。

1929年——土耳其妇女开始享有选举权。

1938年——周恩来同蒋介石商谈两党合作。

1938年——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问法国,两国外长在巴黎签署了互不侵犯和和平解决纠纷协定,又称《法德宣言》。德国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战争争取一些时间。1940年5月,德国背弃宣言入侵法国。

1941年——苏联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全线转入反攻,使莫斯科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机。苏军在这次反攻中给予德国法西斯沉重打击,歼灭德军50个师,粉碎了希特勒拿下莫斯科的计划。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

1957年——首都一千多名科学干部下乡劳动锻炼。

1957年——美国实验性人造卫星爆炸。

1966年——第一届亚洲新运会结束。

1966年——英国吁请联合国制裁罗得西亚,包括石油禁运在内。

1971年——印度承认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同印度断交。

1972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最后一次发射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中心开始。

1979年——邓小平谈“小康”。

1983年——西班牙“宪法日”,标志着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结束。

1984年——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在伦敦出版。

1984年——中国新闻学会成立。

1992年——印度爆发教族骚乱。

1994年——朝美互设联络处。

1996年——庐山被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

1997年——首次南极跳伞三名探险者丧生。

1997年——俄空军运输机坠落民宅。

1998年——第13届曼谷亚运会开幕

1999年——南疆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200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刘知炳被查处。

2004年——电影《天下无贼》在中国首映。

【篇三:回眸废除科举制的真相】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着半旧黑色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两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块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需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篇四:废止科举制度的大智慧】

科举制度在百年前的今天终于寿终正寝了,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项对中国人民有巨大影响的制度嘎然而止,并没有引起什么震撼,社会并无什么动荡,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科举废止的程序上精心设计,妥善地处理废止的善后工作关系至关密切。

一、科举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

科举制度是一项延续了一千几百年之久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学界争论颇大。这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定义、标准理解不同引起的。如果说科举是“分科取士”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汉代便开始了;如果科举是“怀牒自应”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魏晋南北朝便肇始了;如果科举是“专以文衡”制度,那么它在魏晋南北朝也就起步了;如果说科举是毋须皇帝下旨的“定期考试”制度,那么它起源于唐代之初;如果说科举是非常严格的考试的话,那么它发轫时间当在宋代;如果说科举是考试程序严明的制度,那么亦可溯源于宋代。林林总总的关于科举起源的观点,都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千家万户的影响,至迟也是一项有千年历史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历史的久远与它对社会影响力大小的相关数是一致的。在科举制度存在的那个时代,活跃于政坛的人物,哪一个不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吏?哪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与科举制度没有关系?如北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就有数十人之多,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蔡襄、李公麟、苏颂、沈括……都在各个领域内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各个朝代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都是从科举选拔上来的,是他们推动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也正因为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才能确保古代国家官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是不可想像的。

古代、近代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够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士人。且不说宋真宗的《劝学文》诗,司马光的《劝学歌》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的《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产生于北宋的民间儿童发蒙教育的《神童诗》,更是老少皆知的。《劝学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是因为人们对读书情有独钟,还是因为有科举考试的政治设施,其无疑有利于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一位诗人如是写道:“老来功名意转疏,自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待晓犹灯火,知是有人夜读书。”偏远的乡村尚且如此,足见科举制度的辐射力之大。在明清,家庭稍有积蓄的,必送子弟读书。或延请师傅培育。如一个家庭经济不能承担,便由家族或联合其他家族集资办学。有的家族不能将所有的子弟培育出来,便召开全家族成员大会,推选出其中的俊异者重点栽培。所以,科举制度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政治生活、教育生活,还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之深远,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与之比拟。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人普遍受到尊重。其实,何止是尊重,简直是害怕!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如果农家孩子“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上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科举当然成了一件神圣的事业了。”

科举制度在社会的影响之大,于兹可见一斑。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对全社会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到了清末已严重阻扰着新教育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也使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障碍,必须予以废除,为新社会的到来疏通航道。

二、科举制度废除程序设计

科举考试制度历史久远,对社会影响巨大,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教育和社会设施。一旦宣布废除,极有可能引起强烈的震动。而当时中国列强环伺,如果因科举制度废止而引起士人聚众滋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这使得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者在采取行动时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废除程序精心设计。

自从科举诞生之日始,砭损之音便不绝于耳,只不过是因为无良法美意取代,便将废科举之议搁置下来。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旧调重弹变法老曲,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又一次成为朝野士大夫关注的中心议题。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主张,这是他的“图存四策”之一。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了逐年核减岁试、乡试取中定额,另增实学科。随即又有“江楚会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手上奏,认为“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提出了“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的主张。慈禧太后采纳各位封疆大吏意见,于1901年6月3日发布懿旨:“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两月后又诏令从下一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这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即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岁科两考、进士殿试和朝考,内容为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

科举考试改革的第一声,对士人的震撼力不是太大,只不过是内容的小修小补罢了,并没有脱胎换骨,更不用说连根拔起,另起炉灶了。所以,诏令颁布后并未见士人哭爹喊娘,痛不欲生的。但是,此举属于投石探路性质,聪明的士人早已体会出不久定会有重大举措出台。

第二步是递减进士及第名额。科举考试从内容上改革只是伤皮未伤骨,大量的读书人只要有一线之机,就一定紧紧盯着不放松,因而仍难以适应清末兴学育才的迫切要求,故要求停废科学制度的议论屡屡见于报章。1903年3月13日,张之洞和袁世凯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视科举考试和教育制度为水火冰炭,认为新教育、新学堂与科举制度势不两立,要求在次年恩科会试后,即行分年递减科举中额。打算用10年的时间完成由科举选士制度到学堂造士育才的过渡。但是朝廷并未采纳。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在与张百熙、荣庆联手上奏《重订学堂章程》,又附片奏请递减科举中额,用无阵痛的办法停废科举制度。指出:“当此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就事理而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惟此时各省学堂尚未能遍设,从前大小各种学堂,尚未定有详细完备章程。”如果此时快刀斩乱麻,不仅士人将聚众滋事,而且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欲速则不达。明确逐年递减科举中额,时机成熟再停废科举之制。这一十分明智的分科递减之法,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清廷当即谕令:“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学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同意从1906年丙午科开始“逐科递减”。

事实上,当年的甲辰恩科会试就小有变化。该科借闱河南,废誊录之制,考试内容继续改进;进士出路与以前判然有别:“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当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便开始招收癸卯进士80多名,甲辰科进士30多名。这种作法亘古未有,它表征着科举考试正在向学堂过渡,科举制度的地位正在削减和降低。

第三步是立停科举考试。1904、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国内外情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1904年2月的日俄战争,清廷竟对在中国领土上的狗咬狗的战争“中立”。随后的社会出现严重动荡,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学潮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清统治者如坐针毡,以前主张递减科举中额者,进而将“递减”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转而提出“立停”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要求立停科举制度,全力推广学校教育。他们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就日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很显然,停废科举考试,实在刻不容缓。

尽管1905年9月清帝宣布立停科举有些突然,但是因为前面两步走得十分稳健,士人应该说早有心理的准备。第一步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就已经觉察出未来科举考试的走向,早已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了;第二步递减及第名额,更进一步促使他们易辙转轨。因而,清帝宣布立停科举考试,社会并不感到突然励志网http://wWw.qqZf.cN/,并未出现有大的震动。

三、科举废除后的善后过渡措施

清廷宣布立停科举考试后,社会并未出现过激反应,还与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计者提出的两项善后过渡措施有至关密切的关系。

第一项善后过渡措施是清帝谕令立停科举诏书中提出的善后五项办法,这就是会奏中的对废科举后的兴学善后事宜制订的五条“切要之办法”,旨趣全在使学堂“可相维于不敝”。这五条之一的“尊经学”,主要是考虑到“科举一停,将至荒经”提出的拯救之法。要求科举废除后“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并通大义。”大学堂设有经科,经学更不致荒废。之二是“崇品行”,此即针对科举考试“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的弊端而发的,要求对学生“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之三是“师范宜速造就”,认为学堂不发达是因为“五师”,故应多派员出洋留学,分习速成师范及完全师范,以造就师资。之四为“未毕业之学生暂勿率取”,此系针对各地“不待毕业骤加考试,则苟且速化”弊端提出的,要“使取士仍归学堂之中,学堂不蹈科举之弊”,做到“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土出身。”最后是“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此实求“维持稳定”、“安人心”采取的举措。持旧学人员在废除科举后断了前途,他们“贤而安分,则困穷可怜”,为不致使他们“为非生事”,决定采取“安人心”办法,“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而那些已经进入了新式学堂者,不准入试。

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五条善后办法,分析了废除科举制度后可能出现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充分考虑到了各方面尤其是旧学人员的利益,精心安排了他们的出路,致使他们不致铤而走险,“为非生事”。对于保守者,科举制度废除的反对者,也打消了他们的各种忧虑,譬如科举废除后人们加倍注重科学,可能出现传统经学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第二项善后过渡措施是实行奖励出身制。清帝在谕令立停科举的同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新式学校各级毕业生也要参加相应的考试,及格者照样授予出身。因此,科举虽然废除了,但仍然可以满足人们谋取功名的渴望。这样,不仅推动了新式学校的发展,也使士人照样可以获取功名,自然不会有犯上作乱行为。京师大学堂考列优等以上者,可授予进士;各种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生成绩分等与高等学堂毕业生相同,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者,均作举人,分别以知州、知县、州同尽先补用等。不过,与科举考试制度存在时代的功名不同的是,在进士、举人前冠有所修习的专业名称,如工科、农科等。清廷授予詹天佑的功名是“工科进士第一名”,也就是工科状元。学部还允许“考列最优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优等作为优贡,考列优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优等作为优贡,考列中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中等作为岁贡,考列中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下等作为优廪生,均准收入所升学堂肄业”。

对于留学归国者,亦专设考试。凡通过参加考试者,亦可授予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廷还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学成回国10年以上,学力优长的留学生咨送学部。经学部考试合格,领见请旨赏给出身。考在一等者授予进士出身,二等者授予举人出身。学部还在保和殿举行朝考,根据朝考成绩分别授予相应的功名。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自传中对参加清廷的留学生考试有详细的回忆:“盖应考学生中,有医科、牙科、法科毕业者。我系报考哲学门,主试官为严先生。试题及答案,均系英文,亦异事也。试毕发榜,陈君锦涛(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名列第一,我列第二名,季弟德庆(美国理海大学学士)列第三名。施君肇基(康奈尔大学硕士)列第五名。此外尚有五人,均系美国大学,同列一等。赐进士出身。列二等者,多系留日毕业生,悉赏举人。”随后便是赐出身的仪式。从这种仪式看来,与过去科举及第所享受到的荣宠别无二致。对留学生授予功名,寓意是深刻的。此举说明清廷一面很想利用出洋留学生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清廷服务;同时又惧怕他们变为革命分子,推翻清王朝,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心理至为矛盾。

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社会未曾有什么明显的震动,至少没有因为废除这么大的国家机器而给清廷添乱子。而那时正值清廷油干灯尽之时,清廷能在风雨飘摇苟延残喘近十年,与科举制度废除者精心设计,使之平滑软着陆,未使矛盾激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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