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心得
【篇一：于丹论语心得之一天地人之道】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断断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汇集编纂，后来就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
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言，而四季轮转，万物滋生。苍天还需要说话吗？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开辟不是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
中国人习惯的叙事是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它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里面呆了一万八千年。
后来天地分开了，但它不是作为一个固体“啪”地从中间断裂，而是两股气逐渐分开，阳清之气上升为天，阴浊之气下降为地。
这并不是天地开辟的完成，这种成长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
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
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子贡曾经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人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么样？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
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身体已经成了心灵的主人，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
又是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
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
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
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他不会让你记住那么多，有时候记住一个字就够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这两个字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
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
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这就如同划个一寸长的口子，算大伤还是小伤？如果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能邪乎一星期；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他可能从受伤到这个伤好，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其实，《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
大家知道，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有一个是“仁”字。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地去问老师什么叫仁？老师只告诉他两个字：“爱人”。爱别人就叫仁。
樊迟又问什么叫智？老师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
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这么简单。
那么，怎样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我记得大学英语课本上，有一则托尔斯泰写的小寓言，说有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
就这三个问题，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
他很苦闷。后来有一天，出去微服私访，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投宿到一个陌生的老汉家。
半夜里，他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老汉家。
那个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汉说，那你就在我这儿避一避吧。就把他藏起来了。
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看见追兵来了。追兵问老汉，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来？老头说，不知道，我家里没有别人。
后来追兵走了，那个被追捕的人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也走了。老汉关上门继续睡觉。
第二天国王问老汉说，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
老汉淡淡地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
那个国王恍然大悟，他那三个久思不解的哲学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这个故事，又可以做《论语》的注脚。
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总结出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
这些道理不是那些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吃力地去参悟一辈子。
真正的圣贤不会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把活泼泼的人生经验，穿越沧桑，传递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看我们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篇二：于丹论语心得之二心灵之道】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
人生百年，孰能无憾？人这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情。
孔夫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这么多学生，也是家家都有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是怎样看待人生遗憾的呢？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有一天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
他的同学子夏就劝导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夏自称自己的名字叫“商”。他的话分几个层次：
既然死生、富贵这些事情都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那就要学会承认并且顺应。
但保持一颗诚敬的心，使自己的言行减少过失，对待他人充分尊重、谦恭有礼，却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做到的。
一个人能做好自己，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爱敬你如同手足兄弟。
所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的真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
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念：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些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种遗憾，其实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写的是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姆·吉尔伯特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意外：
一天，她跟着妈妈去看牙医，这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她以为一会儿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但是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她的妈妈之前没有检查出来存在这种隐忧，结果让小女孩看到的是惊人的一幕：她的妈妈竟然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
这个阴影在她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也许她没有想到要看心理医生，也许她从没有想过应该根治这个伤痛，她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在牙痛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牙医。
后来她成了著名的球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她被牙病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家人都劝她，就请牙医到家里来吧，咱们不去诊所，这里有你的私人律师，私人医生，还有所有亲人陪着你，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请来了牙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正当牙医在一旁整理手术器械、准备手术的时候，一回头，吉姆·吉尔伯特已经死去。
当时伦敦的报纸，记述这件事情时用了这样一句评价：吉姆·吉尔伯特是被四十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力量。一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呢？它可以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阴影，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
当然很多人不见得会面临上述这种极端的例子，但大家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在愤怒或忧虑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来检测你呼出来的空气，它是灰色的，其中的二氧化碳会特别多。所以，长期困扰于人生的遗憾不能自拔，对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
既然生活中的缺憾不能避免，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心态不同，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
有一个寓言，它说在某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失去了父亲，跟妈妈相依为命，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她非常自卑，因为从来没穿戴过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在这样极为贫寒的生活中，她长到了十八岁。
在她十八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她二十美元，让她用这个钱给自己买一份圣诞礼物。
她大喜过望，但是还没有勇气从大路上大大方方地走过。她捏着这点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朝商店走。
一路上她看见所有人的生活都比自己好，心中不无遗憾地想，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最寒碜的女孩子。看到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子，她又酸溜溜地想，今天晚上盛大的舞会上，不知道谁会成为他的舞伴呢？
她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商店。一进门，她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被刺痛了，她看到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发饰。
正当她站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售货员对她说，小姑娘，你的亚麻色的头发真漂亮！如果配上一朵淡绿色的头花，肯定美极了。她看到价签上写着十六美元，就说我买不起，还是不试了。但这个时候售货员已经把头花戴在了她的头上。
售货员拿起镜子让她看看自己。当这个姑娘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突然惊呆了，她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她觉得这一朵头花使她变得像天使一样容光焕发！
她不再迟疑，掏出钱来买下了这朵头花。她的内心无比陶醉、无比激动，接过售货员找的四美元后，转身就往外跑，结果在一个刚刚进门的老绅士身上撞了一下。她仿佛听到那个老人叫她，但已经顾不上这些，就一路飘飘忽忽地往前跑。
她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小镇最中间的大路上，她看到所有人投给她的都是惊讶的目光，她听到人们在议论说，没想到这个镇子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呢？她又一次遇到了自己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竟然叫住她说：不知今天晚上我能不能荣幸地请你做我圣诞舞会的舞伴？
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我索性就奢侈一回，用剩下的这四块钱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吧。于是她又一路飘飘然地回到了小店。
刚一进门，那个老绅士就微笑着对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也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取。
这个故事结束了。真的是一朵头花弥补了这个女孩生命中的缺憾吗？其实，弥补缺憾的是她自信心的回归。
而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
要做到内心强大，一个前提是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太在乎得失的人，被孔子斥为“鄙夫”。
鄙夫，意义几乎等同于小人，就是不上台面的鄙陋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国家大事吗？不能。这样的人在没有得到利益时抱怨不能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害怕会失去。既然害怕失去，那就会不择手段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不会有开阔的心胸，不会有坦然的心境，也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它和匹夫之勇有怎样的区别？《论语》中对于“勇敢”有怎样的诠释？
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路，他很率性，对于勇敢的事情老是特别在乎。
孔夫子曾经调侃说，假如有一天我的大道在这个世界上推行不了，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大概就是子路吧。
子路听到这个话非常得意。结果老师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没有。（《论语·公冶长》）“好勇”是子路的特点，但他的勇敢又缺少点内涵。
偏偏有一天，子路真的去问老师说：“君子尚勇乎”？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呢？
孔子对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意思是说，君子崇尚勇敢并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约制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义”。有了义字当先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一个小人会因为勇敢沦为盗贼。
我们想想，小偷劫匪穿门打户，甚至越货杀人，你能说他不勇敢吗？但是这种没有道义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那么这个“义”、“道义”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内心的约制。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一个人内心有所约制，就会在行为上减少过失。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真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做到了约制。而能够反省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
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也曾经论述过勇敢，他把那种真正的勇敢叫做“大勇”。他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在苏轼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道德君子，不去冒犯别人，但当别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时常冒犯你，你能做到不怒吗？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比如一个人在星期一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暴打，他星期二就开始向各个朋友复述这件事，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得不想出去见人了，到星期四的时候就开始找碴儿跟家人吵架了……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复述一遍就像又被打了一顿，意味着事情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宋人的笔记中记载过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
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
这一次，佛印又吃了哑巴亏。
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这个故事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却整天指责抱怨？他们的生活真的相差那么远吗？
其实就像我们面前有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这么好的酒怎么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则说，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表述不同，缘于心态不同。
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份安闲。
我曾经在铃木大拙的书中读到一则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日本江户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茶师，这个茶师跟随着一个显赫的主人。大家知道，日本提倡的是茶禅一体，茶道与参禅是二而一的过程。
有一天主人要去京城办事，舍不得离开茶师，就说，你跟我去吧，好每天给我泡茶。
那可是一个社会很不稳定的时期，浪人、武士依恃强力横行无忌。
这个茶师很害怕，对主人说，您看我又没有武艺，万一路上遇到点事可怎么办？
主人说，你就挎上一把剑，扮成武士的样子吧。
茶师只好换上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去了京城。
一天，主人出去办事，茶师就一个人在外面。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浪人，向茶师挑衅说，你也是武士，那咱俩比比剑吧。
茶师说，我不懂武功，只是个茶师。
浪人说，你不是一个武士而穿着武士的衣服，就是有辱尊严，你就更应该死在我的剑下！
茶师一想，躲是躲不过去了，就说，你容我几小时，等我把主人交办的事做完，今天下午我们在池塘边见。
浪人想了想答应了，说那你一定来。
这个茶师直奔京城里面最著名的大武馆，他看到武馆外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前来学武的人。茶师分开人群，直接来到大武师的面前，对他说，求您教给我一种作为武士的最体面的死法吧！
大武师非常吃惊，他说，来我这儿的所有人都是为了求生，你是第一个求死的。这是为什么？
茶师把与浪人相遇的情形复述了一遍，然后说，我只会泡茶，但是今天不能不跟人家决斗了。求您教我一个办法，我只想死得有尊严一点。
大武师说，那好吧，你就再为我泡一遍茶，然后我再告诉你办法。
茶师很是伤感，他说，这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泡的最后一遍茶了。
他做得很用心，很从容地看着山泉水在小炉上烧开，然后把茶叶放进去，洗茶，滤茶，再一点一点地把茶倒出来，捧给大武师。
大武师一直看着他泡茶的整个过程，他品了一口茶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喝到的最好的茶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
茶师说，您要教给我什么吗？
大武师说，我不用教你，你只要记住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就行了。
这个茶师听后就去赴约了。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见到茶师，立刻拔出剑来说，你既然来了，那我们开始比武吧！
茶师一直想着大武师的话，就以泡茶的心面对这个浪人。
只见他笑着看定了对方，然后从容地把帽子取下来，端端正正放在旁边；再解开宽松的外衣，一点一点叠好，压在帽子下面；又拿出绑带，把里面的衣服袖口扎紧；然后把裤腿扎紧……他从头到脚不慌不忙地装束自己，一直气定神闲。
对面这个浪人越看越紧张，越看越恍惚，因为他猜不出对手的武功究竟有多深。对方的眼神和笑容让他越来越心虚。
等到茶师全都装束停当，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拔出剑来，把剑挥向了半空，然后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
此时浪人噗通就给他跪下了，说，求您饶命，您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有武功的人。
其实，是什么样的武功使茶师取胜呢？就是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的气势。
所以技巧不是最重要的，而技巧之外的东西则需要我们用心灵去感悟。
如果你的心很敞亮，很仁厚，你有一种坦率和勇敢，那么你可能会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愿意把美好的东西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与此相反，那么即使是有教无类的孔子，他也不见得会对牛弹琴。
孔子说过，一个人能够听你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就叫“失人”，你就把这个人错过了，不好；相反，假如这个人根本就不可理喻而你偏和他讲道理，那就叫“失言”，也不好。
你要想做一个别人愿意和你交流，也可以和你交流的人，最关键的是你要有一个敞亮的心怀。这就是《论语》中所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
这种心境和胸怀，既可以弥补你先天的遗憾，也可以弥补你后天的过失；同时能使你有定力，有真正的勇敢，使你的生命饱满、充盈，让你有一种大欢心，让你的人生有最大的效率，让你的每天进行着新鲜的轮回，并且把这些新鲜的养分疏导给他人。
《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僵死地去理解。这些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当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篇三：于丹论语心得之三处世之道】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
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呢？
《论语》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朴素，这些办法有时候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
简单地说，它告诉我们的是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
我们常常会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
其实，很多时候对一个事情的判定，并不能简单地以应该不应该和好不好来区分。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会直接影响到这件事的性质。
孔子特别强调做事情的分寸，“过”和“不及”都是要尽力避免的。
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
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
孔子的回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给出的答案让我们乍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其实这正是孔子告诉我们的处世的分寸。
孔夫子在这里提倡的是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
他当然不赞成以怨报怨励志网http://wWw.qqZf.cN/。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一种怨恨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将是恶性循环，无止无休。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自己的幸福，还有子孙的幸福。
而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也就是说，你献出太多的恩德，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负于你的人和事，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
在两者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的耿介，用你的磊落，也就是说，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
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却忽视了心灵的荒芜和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
物质的繁荣，生活节奏的加快，更要求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时，要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属于自己的、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
父母对孩子关爱得无微不至，却常常招致孩子的反感；
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却常常做出彼此伤害的事情来；
有时费尽心机想和领导、同事拉近关系，却常常适得其反。
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的关系才能称作“好”呢？
孔夫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数”（shu）是“屡次”的意思。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有一个哲学寓言，名叫《豪猪的哲学》。
有一群豪猪，身上长满尖利的刺，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过冬。它们老是不知道大家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才最好，离得稍微远些，互相借不着热气，于是就往一起凑凑；一旦凑近了，尖利的刺就彼此扎着身体了，就又开始疏离；离得远了，大家又觉得寒冷……经过很多次磨合以后，豪猪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体的温暖。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都市里，原来的大杂院都拆了，建成了单元楼，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十家挨着都送到的事了，已经没有大院一起过年、大人一桌小孩一桌的情形了。往往是同在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邻居都认不全。
因为周围人际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了。
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真的应该听听子游的这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距离过近，必然要伤及他人。
那么，应该怎样与朋友相处呢？
子贡曾经问过他的老师，孔夫子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论语·颜渊》）看到朋友做的不对的事，你要真心地劝告，善意地引导，如果他实在不听就算了，别再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所以，与好朋友相处也要有个度，不要什么样的事情都大包大揽。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
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
父母和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行为叫做“非爱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之间。
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放弃了什么什么；我就为了这个家，才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
不少母亲也经常会对孩子说：你看看，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落后了，人也变老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
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如何为人父母的书，作者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女博士。她在书的开头说了一段非常好的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也应该保有。
无论父子母女之间，还是多年夫妻之间，一旦没有了这种距离、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到了《论语》中说的“数”这个阶段，彼此已经不独立了，就产生了隐患，离疏远甚至崩溃就不远了。
《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
这非常像禅宗所推崇的一个境界，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
这是人间最好的境界。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仍使你的内心有所期待，有所憧憬。
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
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
无论是份内的工作还是份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
对待工作，也有分寸需要把握吗？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
可能有许多大学生去外企实习过。你一进去，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会给你一个jobdescription，就是关于你的工作岗位的描述，告诉你，这个岗位是干嘛的。从一个文秘打字员，一直到高级主管，都有自己的岗位描述。
我们很多单位现在所缺失的正是这种岗位描述。我们对岗位往往有定性却没有定量。我们老是说：年轻人要好好干，一个人干仨人的活才好呢。认为这样是替领导分忧。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精神，谁的活儿谁操心，这样的话，大家合起来才是一盘棋。
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先把你自己那个岗位做好，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
那么，在其位，怎么谋其政呢？
首先是做事的原则。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什么叫做“义之于比”？就是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
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道义，就是行事的原则和标准。
其次是做事的方式。
在“言”与“行”之间，孔夫子更看重“行”。他很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的人。
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爱说漂亮话，做出取悦于人的样子，在这种人里找不着真正的仁者。
孔夫子鼓励的是什么呢？是少说多做。做事要积极，说话要谨慎。孔夫子提出“慎言”，就是说话要小心，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祸从口出”，没那么严重的话，起码也是“言多语失”。
孔夫子的学生子张，要学习干禄。什么是干禄呢？就是做官。
子张想到社会上担任点职务，请教老师应该怎么做。孔子告诉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
“多闻阙疑”，就是要先带着耳朵去，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一放。我们常说一个人身体力行，那叫直接经验；而听听别人的经验教训，包括他经历的坎坷，走过的弯路，那是间接经验。你多听点间接经验，也有好处。
“慎言其余”，就是自己觉得有把握的地方，说话时也要小心。“则寡尤”，就会少了很多怨尤。
“多见阙殆”，就是要多看，有疑问的地方先放一放。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井底之蛙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海阔天空呢？
你阅历丰富了之后，做事仍然要谨慎。这种谨慎在《论语》中被概括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像站在深渊旁边一样谨慎行事，要像走在薄冰上一样小心翼翼。
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寡悔”，让你自己少一点后悔。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知道做错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无法挽回。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这段话多实用！
“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摔摔打打，特别任性。有一天，他爸爸就把这孩子拉到了他家后院的篱笆旁边，说：“儿子，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就往篱笆上钉一颗钉子。过一段时间，你看看你发了多少脾气，好不好？”这孩子想，那怕什么？我就看看吧。后来，他每嚷嚷一通，就自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一天下来，自己一看：哎呀，一堆钉子！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要能做到一整天不发一次脾气，那你就可以把原来敲上的钉子拔下来一根。”这个孩子一想，发一次脾气就钉一根钉子，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啊！可是为了让钉子减少，他也只能不断地克制自己。
一开始，男孩儿觉得真难啊，但是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都拔光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自己已经学会了克制。他非常欣喜地找到爸爸说：“爸爸快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
爸爸跟孩子来到了篱笆旁边，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留在了这里。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们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啊。”
这个寓言，可以用来解读《论语》中的“言寡尤，行寡悔”这句话。
我们在做一件事之前，要想一想后果，就像钉子敲下去，哪怕以后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复原了。我们做事，要先往远处想想，谨慎再谨慎，以求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减少自己日后的悔恨。
说话要用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世很重要的一点。
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懂礼节。
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礼节呢？
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
对有官位的人，应该表示尊敬；对身上戴孝的人，他们是遭遇不幸者，也应该表示尊敬。对盲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更应该表示尊敬。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
这就是一种礼仪，这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孔夫子在其他场合也是这么做的。
《论语·乡党》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亲们一起行乡饮酒礼，仪式结束后，孔子总是要等扶手杖的老人出门后，自己才走，绝不与老人抢行。乡亲们举行驱除疫鬼的仪式，孔子一定穿着朝服，恭敬地站在东面的台阶上
这都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圣人做这点事，还用记载在典籍上吗？这不是谁都懂的道理吗？这是夸圣人吗？
其实，所谓圣贤的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朴素得甚至让今天的我们都有些怀疑。这种故事就像发生在你的邻里，发生在你的家里。
但这是多么温暖啊。它让我们觉得圣贤未远。他依然在把自己感悟到的道理，体会到的经验，留给我们，一起分享。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说：“修己以敬。”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
子路一听，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了？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又追问，说：“如斯而已乎？”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又补充了一点说：“修己以安人。”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
子路显然还不满足，又追问：“如斯而已乎？”
孔子又补充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炼自己，并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像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还发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呢。做到这一点，难道还不够个君子吗？
《论语》中到处是这些朴素的、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故事，而很少长篇大论的大道理。我们不会觉得《论语》所说的道理遥不可及，而是会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孔子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而是如何做最好的自己。“修身”，是对家国、对社会负责任的第一前提。孔子和他的弟子力争做“最好的自己”，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对家国、对社会的责任。
别人曾经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后来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呢：“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当我发愤用功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当我快乐欢喜的时候，我会忘了忧愁。在这样一个行所当行，乐所当乐的过程中，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这是孔子的写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人格的一个写照。
儒家哲学说到底，是培养一种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批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中的精英的品格，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他可以忘却一己的得失，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利益中。
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怀，一种社会担当。但其前提又是朴素的，是始自于脚下的。修身养性、做好自我，就是起点。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阳光般的能源，去辐射他人，温暖他人，让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
我想，这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吧。
【篇四：于丹论语心得之四君子之道】
大家读《论语》会发现，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君子。我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
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
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
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司马牛曾经问过孔夫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
孔子答：“君子不忧不惧。”
司马牛又问：“不忧不惧，就可以叫君子吗？”
他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
孔子说：“反躬自省，无所愧疚，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
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
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孔子一上来很谦虚，说“不忧”、“不惑”、“不惧”这三点自己做不到。
什么叫“仁者不忧”？
就是说，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坦然。
什么叫“知（智）者不惑”？
在区区半个世纪之前，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婚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人们的烦恼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太小。
但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
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当我们很明白如何取舍，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者不惑”。
什么叫“勇者不惧”？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就有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孔子说这三条我做不到。子贡说“夫子自道也”，您说的不就是您自己嘛！
大家看，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
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解我。
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取悦于人。
真正尊崇学问的人，他的学习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从书本上学，从社会上学，从小学到老，无非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而“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
它是把学到的知识当成工具，当成一种技能，以之谋一份职业，为自己谋一份福利。
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在一条小街上，三个裁缝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都想招揽最多的客人。
第一个裁缝挂出一块大牌子，上写：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
第二个裁缝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于是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
第三个裁缝想了想，难道我还能写是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挂出去，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
第三个裁缝的牌子写的是什么？上面写道：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
也就是说，他把视线收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反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呢？还不是。
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这样一份担当，后来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离的，而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在显达的时候能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困窘之时还不放弃个人修养，还能心怀天下，这就是君子了。
在孔子之后，中国古代有许多名士当自己穷极潦倒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苍生黎民。
诗圣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仅能容身、破败漏雨之时，他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想让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我们不会感到杜甫是在说大话，而是会被那博大的胸襟和炽烈的感情所震撼！
再比如范仲淹，他认为一个士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应该系念天下君民，都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这样博大的胸怀，这样高远的志向，不难看到孔子和《论语》的影响。
读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有一种疑问：儒家讲“天下己任”是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吗？
其实孔夫子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相反，他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笃定、实用而温暖的人际理论是以保障每个人利益权利最大化为前提的。他让你在此基础上尽量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那么，君子和小人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
君子每天牵挂的是自己的道德修缮，小人则记惦的是自己的家乡；君子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则满脑子想的是些小恩小惠，小便宜。
一个人他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事情，比如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我怎么样利用一下福利分房政策，每天算计着自家的衣食居住，这就是孔夫子说的小人的心思。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就拘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为了维护和扩大这一点点利益而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君子从来是尊重道德法制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带来一点限制，但是当这点限制成为彼此尊重、社会默契的时候，却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而小人则贪图眼前的利益，喜欢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可能得手，但这里面潜藏着危机，肯定迟早要吃大亏。还是拿走路来说，一看红灯、绿灯中间闪着黄灯，赶紧跑过去吧，觉得这个事情沾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怎样成为一个君子？我想不妨从倡导“恒心”开始。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了多元选择，我们在兴奋、激情的驱使下，在众多选择中摇来摆去，难以决定。这是缺乏“恒心”的表现。
每一个人走上社会的时候，都会怀抱一种理想和憧憬，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是为什么这些理想在现实中会一一破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的“恒心”不够。
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即使没有达到“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起码离君子已经不是很远了。
这是君子的第二个标准。
君子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同时，他也决不拉帮结派，谋取私利。
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举个例子，许多人在一起，大家的观点肯定会不完全一样，当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一个真君子是会认真倾听的，他能够理解和尊重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就既保证了整体的和谐，又保留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今天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的声音中。
小人则刚好相反，他是“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场面：大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领导的话还没说完，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对对对，领导说得真好，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之类的溢美之词说了一大箩筐；可是到会后他转脸就会对别人说，哎，这个领导说的都是什么啊？我一点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关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不同，孔子还有一个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周”就是能够团结照顾到很多人，他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欣，感到受到照应。
“比”这个字形，象两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意思是说，小人喜欢结成小圈子，他不会融入大集体。
比如说开一个Party，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小人呢，他会和他最要好的人躲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好像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还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之所以喜欢互相勾结，是因为他的心里有鬼，想通过这种勾结谋取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益。所谓“结党营私”，正是这个意思。而君子则胸怀坦荡，因为他坦然无私，所以能够平和，能够以善意跟所有人走到一起。
中国一直以和谐为美，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就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融入。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道。
因为君子和小人有这许多不同，因而同君子相处和同小人相处，情形会很不一样。
孔夫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论语》的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较。
说，同“悦”，高兴。一个君子你很容易与他相处，但是你又难以取悦他。假如你想以不正当的手段取悦他，他反而会不高兴。决不会说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这就叫“器之”。
小人的特点是你很容易取悦他，但是你很难与他相处。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说你给他施一点小恩小惠，帮他一个小忙，甚至你请他喝一顿酒，这个人就会很高兴了。即便你取悦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义的，是不正当的，他也还是会很高兴。但这样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取得了他一时的欢心，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地一路给你开绿灯，虽然你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时候，他不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工作。而是求全责备，觉得你这儿也不够格，那儿也不达标，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费。他会想法刁难你，让你觉得很尴尬。所以这样的人你很难与他相处。
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
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达到了，才淡淡地说出来。这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孔子十分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少言寡语，但他的内心无比坚定、刚毅。
《圣经》说世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说出去的话有时候就像覆水难收，所以一个真君子，总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说。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一个人说的多于他做的，是君子之耻。
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实干，那么，一个真君子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与时俱进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也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
我曾经看过十五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家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而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搬砖。
他去问第一个人说，你在干什么呢？
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告诉他，你看不见啊，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吗？
他又把这个问题去问第二个人。这个人的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里的砖码齐，看了看说，我在砌堵墙啊。
后来他又去问第三个人。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抬头擦了一把汗，很骄傲地跟这个人说，你是在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
大家看一看，这三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却是三个层次：
第一种人的态度我称为悲观主义的态度。他可以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他关注的是当下的辛苦，当然这也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种人的态度我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墙，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要对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个职务和职称，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没有更高的追求。
而第三种人的态度我称为理想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他都知道这是在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他知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他的付出一定会得到最终的成全。此时，他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关系到我们最终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而同时，因为有了这个教堂梦想的笼罩，也成就了这样一个超出平凡的个体。
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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