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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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而设立的。它来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青年节期间,中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采的纪念活动,青年们还要集中进行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青年节期间举行成人仪式。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张爱玲与上海

张爱玲。一九二0年出生。一九五二年离陆赴港。在此之前,除在天津住过两年,香港三年,她的前半生,也包括成名文坛的几年,都是在上海度过。她曾说过:“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读我的书。”不止是上海人,她还喜欢听上海的市声——电车声,没有它的陪伴,是睡不着觉的。就是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在她听来也是一种音乐。没有一处指涉离开当时全速现代化的上海。但我总以为,她对上海的挚爱之外,更有一份疏离。唯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角度错置,才让她笔下的上海呈现出多维视角,丰满、立体。才让她笔下的上海人,聪明、世故,趋炎附势、混水摸鱼,笔调冷静到近乎刻薄。

挚爱,不难解释,世人最原始的乡土情结。而疏离,或可理解为童年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情感间距。众所周知,她出生于一个没落望族,十岁时父母离婚,尤其是十七岁时被专制的父亲囚禁在法租界的家里长达半年之久。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它造成的阴影会像影子跟随一生,却成为众多研究张爱玲的人轻易忽略的盲点,可能张爱玲自己也未自觉。长篇小说《半生缘》中的顾曼帧被淫乱的姐夫囚禁在别墅的阁楼上,正是她这一段经历的再现。

她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一九四五年发表在上海《杂志》的《留情》和同一本杂志一九四三年刊登的《倾城之恋》。因为故事发生在上海,就算不在上海,也无不弥漫着上海的味道。就像角落里的迷迭香,无声浸透空气的氛围。她自己也说,即使有些故事背景是香港,她写的时候也无时不想到上海人。《留情》里,敦凤和米先生去往杨家的路上,“两人同坐一部车(黄包车),平平驶入住宅区的一条马路。路边缺进去一块空地,乌黑的沙砾,杂着棕绿的草皮,一座棕黑的洋房,泛了色的淡蓝漆的百叶窗,悄悄地,在雨中,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显著的外国的感觉。”极显著的外国的感觉,当然就不是外国,为什么加这么一句,很显然,是在突出上海的殖民背景。但是,在张爱玲小说中作为重要场景最多次出现的还是弄堂,石库门房子。洋房的出现多是作为远距景观,这也是一个表明,对自己的一种身份认同。这一段是在写上海,写到上海人,《留情》里最出彩的一段莫过于米先生问杨老太太吃糖炒栗子的一段。“米先生说,‘老太太不吃么?’敦凤忙说:‘舅母是零食一概不吃的,我记得。’米先生还要让,杨老太太倒不好意思起来,说道:‘别客气了。我是真的不吃。’烟炕旁边一张茶几上正有一包栗子壳,老太太顺手便把一张报纸覆在上面遮没了。敦凤叹道:‘现在的栗子花生都是论颗买的了!’杨老太太道:‘贵了还又不好;叫名糖炒栗子,大约炒的时候也没有糖,所以今年的栗子特别地不甜。’敦凤也没听出话中的漏洞。”看完这一段才发现,原来上海人的精明计较其来有自,战时如此,平常年月亦如此,成为一个城市的特性。米先生和敦凤从杨家告辞出来,又回到上海宽阔的公共空间里,“走在弄堂里,过街楼底下。干地上不知谁放在那里一只小风炉,咕嘟咕嘟冒白烟,像个活的东西,在那空空的弄堂里,猛一看,几乎要当它是只狗、、、、、、出了弄堂,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色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的小洋梧桐,一树的黄叶子。”故事结尾她写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

敦凤之所以嫁米先生,还不嫌他老,不介意他有个原配太太,是因为家道中落又是寡妇,亟需找到生活的倚靠。米先生之所以不嫌弃敦凤,是因为敦凤“早两年也是个美人、、、、、、也是预先打听好了、计画好的,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两人各自从利己的立场出发,要说是完全的利益婚姻,也不对,她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揭露世态炎凉式的俗套剧情,相反,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的,在风雨飘摇的乱世,离乱儿女聚在屋檐下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一点点单薄破碎的维系,却苍凉之中见到了人性素朴的底色(套用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的语句)。是时年纪轻轻的张爱玲能从凉薄世情之中看到这游丝一脉的温情,实在令人惊叹。以既现代又苍老的上海为背景,以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加增戏剧张力,两相结合,张爱玲为自己的苍凉美学作了最佳演绎。

张本人一九五五年获得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落地即时拿到“绿卡”。从此渐渐淡出中国文坛。其实她的文学高峰,早在她离开上海之后就已落幕。尤其是到了美国以后,更是进入一种半隐状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下接淡出。”李欧梵说她是效仿好莱坞女星嘉宝,“盛年之后,息影人间。”但关于她的讨论,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怀旧风潮再度兴起,近年来又颇受小资一派所推崇。只是这喧闹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一九八四年她在洛杉矶搬家整理行李,不巧翻到一九五四年在香港英皇道兰心照相馆所拍的一张旧照,看见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提“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至此,苍凉亦不复。唯有萧条。


曾经的文学青年

90年代初,我很迷恋文学,整日捧着汪国真的诗集,哪怕一片树叶我都联想翩翩,自认为自己是满脑子的文学细胞,吟诗作曲经常在同学面前显露一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诗歌的爱好越来越痴迷,经常和各地的诗友鸿儒来往,享受文学带来的欢快,记得,河南的锁西文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简朴的文笔,细腻的风格,颇显中原特色,和他交流许久也学到许多文学深处的奥秘和神奇。也在他的熏陶下,进一步对文学认知了许多。

毕业了,工作了,突然觉得,茶余饭后的文学离我很远,因为大都市的快节奏的生活,不得不让我为了生存而去奔波,光靠微薄的稿费已经养不活我了,于是,我放弃了文学梦,开始追逐现实的生活,只是把写作当做了夜晚灯下的心灵独白了。渐渐的,我远离了文学,当年的文学青年的身影在我身上再也找不到了。逐步,我步入商海,但文学我还是爱好,总觉得,一段美文,能洗去我的疲劳和空虚。

如今,已不写文章多年了,偶尔只是写写随笔,没有章节,只是心里宣泄,真的很想念当初的那个文学青年……。选自《叶丙勇说好秋天就回来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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